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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腐败案例及有关评论
《本站原创》 (2014年04月15日)

高等院校在人们心中原本应该是一片圣洁之地,担当着“传道、授业、解惑” 职责的教育工作者也应该是品德高尚、甘于奉献的模范。然而,近年来发生的学术弄虚作假案件如同笼罩在这片“圣坛”上的阴影,令人心头沉重。

案例一:西安交通大学6位老教授举报学术造假

从2007年12月开始,西安交大陈永江等6位老教授实名举报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李连生在申报“往复式压缩机及其系统的理论研究、关键技术及系列产品开发”获奖项目中存在造假、侵占他人学术成果进行拼凑和包装等严重学术不端问题,但在举报过程中遭遇了各种阻力,《焦点访谈》节目曾对这一事件作过报道。2010年3月21日,西安交通大学做出决定:鉴于该校教授、长江学者李连生严重学术不端行为,取消其教授职务,并解除其教师聘用合同。 2011年2月,科技部和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发布通告,经调查核实,2005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获奖项目“涡旋压缩机设计制造关键技术研究及系列产品开发”的推荐材料中存在代表著作严重抄袭和经济效益数据不实的问题。决定撤销“涡旋压缩机设计制造关键技术研究及系列产品开发”项目所获2005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收回奖励证书,追回奖金。

(资料来源:http://hb.qq.com/a/20110225/000683.htm)

案例二:北大博导抄袭事件

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王铭铭1998年出版的著作《想象的异邦》共32万多字,却有10万字左右来自他自己所翻译的哈维兰的《当代人类学》。王铭铭曾留学英国8年,近年来“ 著述甚丰” ,曾在13个月内出版了11本书。此事发生后,北大迅即组成调查组进行调查,最后决定免去他担任的所有职务。王铭铭对自己所犯的错误也“感到深深的痛悔”。

(http://jcsjc.hutc.zj.cn/jjjcsjc/view.asp?id=823)

案例三:杨敬安“ 抄袭事件”

合肥工业大学人工智能研究所杨敬安教授、博士生导师,在人工智能研究界广为人知。2000年,一位以色列博士向一学术网站投诉,反映杨敬安在一篇公开发表的论文里,几乎逐字逐句地抄袭这位博士的论文。2001年9月,合肥工业大学调查证实,截至1999年底,杨敬安有6篇论文严重抄袭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杨敬安随后被开除党籍。

(http://jcsjc.hutc.zj.cn/jjjcsjc/view.asp?id=823)

案例四:张悟本“学历门”,名医原来不读书

推广“绿豆治百病大法”的张悟本是2010年最红的新闻人物之一。此前,在其“著作”《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中有一段这样的表述:1981年,北京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2000年,北京师范大学中医药专业;2004年,国家卫生部首批高级营养专家。书中称,张悟本出生于中医世家,曾任职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科技合作中心研究员、首席健康推广专家。其父亲张宝杨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保健医生。

是否有叫张宝杨的保健医生?卫生部保健局当时对于媒体的回应是:“查无此人。”关于学历,“悟本堂”常务副总经理吴威向媒体提供过张悟本的两份证书影印件,一份为2004年通过职业技术考核而获得的高级营养保健师证书,另一份为北京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开具的证明,显示其于2002年获得过该院中医学大专水平的合格证,但该证明开具时间为2010年5月10日。北京大学医学部(原北京医科大学)宣传部有关负责人回应媒体指出:可以肯定张悟本没有在北京医科大学接受过任何形式的教育。

此外,2011年5月卫生部专门召开媒体见面会,否认张悟本“卫生部首批国家高级营养师”身份,并邀请国内知名的中西医专家驳斥其“养生理论”。卫生部新闻宣传中心称:“卫生部门在营养专家认证上做了两方面考证,一个是技术职称考证,一个是关于公共营养师的国家职业资格考证,经查询都没有张悟本的个人信息。” 由此可见,张悟本确实伪造学历,实为自己杜撰出来的“大仙”。

(资料来源:http://news.163.com/10/1224/15/6OMAFKEM00014AEE.html)

案例五:华东理工大学胡黎明事件

华东理工大学博士研究生胡黎明,从1991年毕业留校,到晋升教授取得博士生导师资格,只用了两年时间,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博导之一。1997年,他在博士毕业论文里剽窃他人成果的丑闻被公开揭露。据调查,他将国外科学家送他阅读的尚未公开发表的论文的精彩内容攫为己有,再加上其他科学家的专著内容,拼凑成自己的博士论文。“胡黎明事件” 还引发了其院士导师的学术道德问题和经济违法行为,导致这位院士被除名。涉嫌抄袭40篇论文,被开除党籍。

(资料来源:http://jcsjc.hutc.zj.cn/jjjcsjc/view.asp?id=823)

案例六:浙大“贺海波论文造假事件”

2008年5月,德国《NSA药理学》杂志刊登以贺海波为第一作者的文章《丹酚酸B和贝尔普力对小鼠慢性心肌梗塞心脏保护作用的比较》,其他作者包括吴理茂、李连达,其中,吴理茂是李连达主持的浙江大学药学院药理实验室主任。对于中医学界而言,这篇文章所揭示的药学理论令人振奋,特别是在西方国家,它使得饱受非议的中医大大提升了自身的地位。

没想到,这篇文章却因为另一篇文章的发表而出现了“穿帮”的镜头——波兰《药理学通报》杂志2008年第60卷刊登一篇文章,作者依次为:贺海波、吴理茂、李连达等6人。其实验过程和目的与上述文章所反映的情况相同,唯一不同的是,前者针对的是慢性心肌梗塞,后者针对的是急性心肌梗塞。但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实验,实验数据竟然高度一致。“两个不同的实验,对小鼠用药的剂量不同,时间不同,获得的数据却相同,这是绝对不可能的。“祝国光分析说,”要么是只做了一个实验,一篇论文原封不动地拷贝了另一篇论文的数据;要么两个都是假的。至少其中一个是假的。

进一步调查发现,2008年3月,荷兰《人种药理学》杂志发表贺海波、吴理茂、李连达等7人联合署名的文章《丹酚酸B对于大鼠大面积心肌梗塞的心脏保护作用》也是假的,其数据完全是从上述以贺海波为第一作者发表在《NSA药理学》和《药理学通报》上的两篇论文中克隆的。此外,2008年3月,由贺海波、吴理茂、李连达等7人共同署名的发表于英国《本草疗法研究》的文章,所用的数据也几乎原封不动地移植于上述三篇文章中有的数据。《本草疗法研究》发现这篇论文的造假事实后将其撤销。浙江大学贺海波论文造假,被撤销副教授职务和任职资格。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药学院院长李连达负有监管不力的责任,不再续聘。

案例七:井冈山大学百篇论文被撤规模造假成“批发”

2009年底,国际学术期刊《晶体学报》在其网站上公布,中国井冈山大学化学化工学院的讲师钟华、工学院讲师刘涛,两年内在该刊物发表的70篇文章存在造假,一次性予以撤销,并将该校列入黑名单。随后,井冈山大学对两名当事人予以停职调查,立即撤销当事人有关学术成果,追缴已发放的相应奖励。不过,2010年3月,撤稿的“续集”再次上演,该校又有39篇文章被撤销。

此前,《晶体学报》的编辑在复查相关数据时,发现有相当一部分已发表的数据存在问题。此后更详细的分析表明,来自井冈山大学的投稿人钟华和刘涛以及目前尚未披露的一些作者此前所提交的数据存在造假。让人大感意外的是,原本用于“纠错”的程序,最终成了检验是否存在造假行为的“测谎仪”。

对此,井冈山大学的调查结果表明,《晶体学报》发布的结果属实,两名当事人造假属实,70篇文章系钟华一人所为,其中29篇以刘涛为第一作者的文章也是钟华代写。两名当事人的爱人是同乡,两家联系密切,一次偶然的机会,钟华爱人向刘涛爱人表示可以让钟华帮刘涛发表SCI论文。在得到刘涛认可后,钟华炮制的29篇署名“刘涛”的论文陆续发表。

在被问及为何发这么多文章时,钟华的解释是,自己发现篡改数据能通过《晶体学报,E辑》的自动检测程序,于是一发不可收拾,疯狂地伪造、篡改数据。此外,对利益的追逐也是造假行为的另一个动力,一份被井冈山大学认定为公示版的《2007年论文奖励汇总表》显示,钟华和刘涛分别可获19.5万元和14万元奖励。

2010年3月,《晶体学报》再次撤销该校39篇论文,与之前两名讲师造假的暴露过程一样,这次同样是在检测数据是否出错时发现的。与上次犯事的钟华、刘涛只是讲师相比,这次不乏重量级人物:其中井冈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肖宜安教授有两篇论文被撤稿;井冈山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副院长隋岩博士的论文被撤稿数达7篇。

(资料来源:http://news.163.com/10/1224/15/6OMAFKEM00014AEE.html)

案例八:杨杰事件

2004年9月,同济大学通过公开招聘,聘任美籍华人学者杨杰为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教授。2005年3月,在有关博士点的申报材料中,一篇2004年发表于《肿瘤》杂志的论文被列入杨杰作为第一作者的论文清单。经查证,该论文并非杨杰的成果。文献检索所显示的“J. Yang”,不是“Jie Yang”,而是“Jun Yang”。杨杰在《肿瘤》杂志刊出的论文是在填写申报材料之后,而且杨杰是第二作者。2005年7月,杨杰在申报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候选人的申请材料中,再一次将Jun Yang 在《肿瘤》上发表的论文列入自己的成果清单。2006年3月,杨杰在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的材料中,将他人承担的国家“十五”攻关项目子课题列入其承担的科研项目栏目。2006年3月21日,学校正式免去杨杰院长的职务。6月20日,同济大学宣布终止与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杨杰的聘用合同,并解除其该校教授任职职务的聘任。

(资料来源:《东方早报》2006年6月21日)

案例九:刘辉伪造简历

2005年底,方舟子发表《清华大学医学院院长助理刘辉教授如此伪造论文发表记录》一文,指出署名为“LiuH”的论文作者并不是刘辉,而是另一位学者,同时还就刘辉简历中的“1999-2004美国纽约大学医学院外科研究中心主任”提出质疑。刘辉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论文并不是他的,但认为是图书馆在检索时出了问题,因两人英文名字缩写完全一样,所以误将该论文收入他的名下。学校得知情况后,立即予以查证。2006年3月,原清华大学医学院院长助理刘辉由于在申请清华大学职位、职务以及在个人网页中提供的个人履历、学术成果的材料存在严重不实,涉嫌学术造假,被撤销教授职务,解除聘任合同。

(资料来源:《北京晨报》2006年3月27日)

案例十:汉芯事件

2005年12月,上海交大接到对微电子学院院长、汉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进等人涉嫌造假的举报后十分重视,立即对有关情况进行了初步调查,并随即请求国家权威部门对事件进行深入全面调查。2006年1月28日,科技部、教育部和上海市政府成立专家调查组并开始工作。据调查,陈进负责的汉芯团队所研制的“汉芯一号”,是一款208只管脚封装的数字信号处理器(DSP)芯片,由于其结构简单,不能单独实现指纹识别和MP3播放等复杂演示功能。为了能够达到所需的宣传效果,陈进等预先安排在“汉芯一号”演示系统中使用了印有“汉芯”标识、具有144只管脚的芯片,而不是提供鉴定的208只管脚的“汉芯一号”芯片,调查表明,当时汉芯公司并没有研制出任何144只管脚的芯片,存在造假欺骗行为。“汉芯二号”、“汉芯三号”、“汉芯四号”也存在夸大欺骗行为。据此,2006年5月12日,上海交大撤销陈进上海交大微电子学院院长职务;撤销陈进的教授职务任职资格,解除其教授聘用合同。科技部、教育部、发改委同时追缴其经费,终止项目执行资格;撤销“长江学者”称号,取消政府特殊津贴。

(资料来源: http://www.sjtu.edu.cn/newsnet/newsdisplay.php?id=6346)

评论

学术诚信不应“无为而治”

李征

还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有一档电视节目曾引发不小的社会关注——原先在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两位知名“打假人”王海和郭振清忽然打起嘴仗,一位坚持“索赔式打假”,一位坚持“雷锋式打假”。嘴仗通常没胜负,但热热闹闹的争论背后,不少旁观者认识到一个冰冷的现实:相比个人,消费者维权部门很低效,很无能。

上述六起学术诚信事件给了我们类似感慨。它们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最初的质疑都来自民间,来自网上,其中大部分又来自方舟子主持的新语丝网站。可以说,没有方舟子,没有新语丝网站,现在国内高校的学术诚信将更失范。汪晖事件也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汪晖的博士论文写于20多年前,如果当时网络如同现在这样发达,也许当时就已有针对此事的批评和质疑了,而更大的可能是,有了网上舆论的监督,汪晖的博士论文将会规范很多。

在我国,对于学术诚信事件的监督,无论是教育主管部门还是各高校,往往采取“无为而治”,如果没有大规模的舆论巨浪,或者强势的权力干预,他们很少会积极主动地行使规范学术的职能。虽然不少高校设有学术规范委员会,但总体上形同虚设,如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成立五年来,朱学勤的申诉还是第一起申诉事件。

但是,如果评论这种“无为而治”的管理方式是不作为,是对责任的放弃和亵渎,又几近纸上谈兵。因为学校的学术规范委员会通常依附于行政部门,并不够独立,往往受到各种利益的牵制。说到底,学术能够自我规范、自净的前提,就是学术要具有独立性。

高教问题研究专家熊丙奇(微博)也认为,如果学术能够独立于行政之外,学术规范体系能够健全运行,那自觉自己有错误的学者,会选择干脆地道歉、认错。每个学者有坚持真理、维护学术神圣的道义责任,不容他人对学术进行玷污,对学术不端进行调查、听证、申诉……正是学术自净的过程。

不久前看新闻,十多年来坚持“雷锋式打假”的郭振清患上忧郁症,每天服用安眠药也只能睡两三个小时。心理和身体再坚强的战士,也有疲惫和患病的时候。那么,假如有一天方舟子也患上忧郁症,或者出于厌倦而放弃打假,那么我们的学术诚信又该由谁来维护?

■学界反应

◇ 百余位教授联合倡议,呼吁抵制学术腐败。3月20日,为了中国学术的健康发展和良性发展,严肃惩治学术腐败,由109名国内人文社科界的知名学者教授联合签名的《关于抵制学术腐败与学术不端行为的公开信》对外公布。《公开信》认为,一些大学的“本校保护主义”,成为孕育新一轮学术不端和腐败的温床。教授们认为,对有学术不端行为的人的惩戒应包括批评教育、留校查看、降低职称、撤销职称职务,直到开除出教师队伍。高校校长对教师的学术不端和腐败行为负有惩戒职责,不履行该职责者,应受到教育主管部门的处分。

《公开信》呼吁:建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与教育部牵头成立由品行与学术成绩俱佳的学者组成的“学术纪律仲裁委员会”,并制定有关学术纪律仲裁的行业规范。通过法律,赋予这个仲裁委员会以裁定剽窃抄袭等学术腐败的权力。对违纪者,定期公开通报批评,并责成有关高校或研究单位给予相应纪律处分。《公开信》强调,经“学术纪律仲裁委员会”查证和认定,而当事人有关主管单位仍不作出严肃处理,相应受到的惩戒是,向“学术纪律仲裁委员会发出投诉或要求复审;向当事人有关主管单位发出督促处理的公开信,通过各种有效途径向国内外学界公布违规者的劣行;号召国内外专业学术刊物和出版社抵制违规者的论著”。

(资料来源:《新京报》2006年3月21日)

◇ 华东师范大学刘擎在《“3·15”学术打假:期待制度化的学术反腐》一文中指出,当下学术腐败现象的严峻态势,意味着我们的学术生产机制存在着某种结构性的弊端。个别单位的领导为了避免“家丑外扬”而想方设法采取息事宁人的策略。改变这一状况,需要学术界与政府教育部门转变认识:如果说学术乃天下公器,那么学术腐败事件就不是任何单位的“家丑”,而是关乎公众社会的公共性问题。中国的大学领导不同于私营企业的老板,他们有义务对公众负责,对国家负责,对社会负责。

(资料来源:《新京报》2006月2月25日)

◇ 上海大学教授邓伟志说:“我们有些学人在追求官位,想当系主任、院长、校长的教授现在越来越多,一旦在学术上取得一点成就,就希望在仕途上得到发展,似乎仕途发展成为对学术成就的肯定。另外,追求当官,还因为现在只要一当官就有了学术成果,他可以利用职权,承接课题,当图书的主编,在论文上署自己的姓名。他认为一当官就有人帮他做一切事情了,而他周围确实也会有一帮人主动帮他做这一切。”

中国科学院院士、福建农林大学校长谢联辉认为,有那么一部分人认为当官“可以获得更多的非工资的东西”,甚至是被我们常人所尊重的“高学术地位”。究其原因,除了这些人自身的修养,更主要是机制问题。

浙江大学副校长冯培恩认为,“如果大学非要论级别的话,怎么能要求专家学者不重视级别?!”机制问题不解决,“学官”现象短期内解决无望。

(资料来源:《代表委员热议“学官现象”:学官不分丑闻不已》,《中国青年报》2006年3月9日)

◇ 北京大学教授何怀宏在接受《大学周刊》的采访时认为,学界更重要的腐败是通过权力把学界变成一种急功近利的竞争场、角逐场。还有那种为了套取科研资金而大量制作学术泡沫以致垃圾、平庸之作,其实远比抄袭数量要多得多。产生这种腐败的原因就在学术行政权力的过度伸张、学术行政化、学者官员化等等。国内一些学术资源是垄断的,比如说各种名目繁多的基地,重点项目、工程等等,还有不断的检查、评估。从人文学科来看,与其用这些资源做这做那,不如直接拿来“选士”、“养士”,人文学科不是靠人数、人海,靠梯队有多庞大,不在于做得多,而在于做得精。

(资料来源:《何怀宏:大学不是市场学界不是名利场》,《科学时报》2006年4月4日)

◇ 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唐安国指出,“科研鉴定中,‘国内先进’属于最低档次,没有‘失败’这一说。” 失败的科研也包含着积极意义,“科研具有高风险性,很多搞科研的人都知道科研难免会失败,没有失败是不符合规律的,勇于承认失败很重要,科学面对失败,不仅能降低科研造假率,还能鼓励科研创新。”此外,唐安国还指出,科研成果的鉴定评审中,必须要有“反方机制”,“反观国内的专家评审,请的都是会给自己说话的,名单都由科研人员自己开,名义上由有关鉴定委员会随机抽选,其实早已内定。”圈内人士不适合做驳方专家,容易变成利益共同体。科研成果要让时间作最终评审。

(资料来源:《廓清科技造假迷雾 科研成果鉴定机制3大缺失》,《瞭望新闻周刊》2006年5月16日)

◇ 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在接受采访时,针对科学道德问题发表了看法。近年来,由于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和科技体制、法律法规、制度措施还不够健全完善等原因,科技界面临着学术失范和学风浮躁的严峻挑战;科技资源配置体系不完善引发的科学道德问题也愈益明显。对此,我国目前急需建立具体有力的监督、约束和惩戒机制,对科学不端行为的社会监督与控制急需相应的制度保障;应该努力形成教育、倡导、约束、监督、惩戒机制,鼓励与规范科技人员的科学诚信,规范科技人员的行为,形成政府宏观引导、科技界严格自律、社会关注与监督的科学道德建设格局。

(资料来源:《人民日报》2006年6月2日)

◇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葛剑雄在接受《新华每日电讯》的采访中指出,造成学术腐败原因有几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行政权力的干预。第二个原因,我国的科研经费形成粥少僧多的局面。第三个原因,现在好多地方把拿来的科研经费变成改善单位研究条件,这还是好的,有的甚至变成改善个人生活的收益。第四个原因是,科研经费拿到后,缺少有效的监管,特别是对成果的鉴定。这些也不是个人的品质问题,而是体制性问题。概括来说,学术权力化和学术商品化或者市场化是学术腐败根子上的因素。现在应该进行综合治理。如果我们的体制是对的,要坚持,如果错了,就要调整。现在的情况是很多制度不能动,而大家去寻求变通。

(资料来源:《新华每日电讯》2006年6月26日)

◇ 南昌大学校长周文斌指出,学术造假事件所反映出的问题,不仅仅是高校技术程序上的把关不严,更重要的是透视出当前高校人才评价机制所存在的问题。迫于高校排名压力,以及各种评估压力,高校片面追求论文的数量已是公开秘密。“注重论文数量并非坏事,但更关键要看论文的真伪和质量。现在的问题是,太多行政量化的评估和排名给科研者无形中带来重压,对科研环境非常不利,怎样处理科研成果和评估的关系值得思考。”

同济大学党委副书记周祖翼认为,高校用人机制中“三重三轻”现象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学术造假行为。一是学校重引进轻内部人才培养。二是学校重眼前轻长远。现在大学排行,很多学校有压力,为了急于求成,甚至与引进教授在合同上签订:一两年内出几篇论文,出几项成果等,重压之下难免出现造假或学术浮躁。三是学校重行政管理轻学术氛围的营造。学校过分行政量化评估,人才评价一刀切,年龄一刀切,论文数量一刀切。行政的力量过大,破坏了良性竞争的学术生态环境。学校应该创造自由宽松的环境,使得人尽其才,让人才自然而然地脱颖而出,适应人才自身成长规律。

(资料来源:《中外大学校长透视学术造假事件》,新华网2006年9月8日)

■政策措施

2006年5月10日,教育部公布《教育部关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进一步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意见》,实行一票否决制,抑制“学术成果GDP”

《意见》指出,不科学的评价机制和评价体系一直被认为是造成学术失范和学术不端行为的主要原因。对此,《意见》从制度建设着手来保障学术道德。这是《意见》的最核心之处。在评奖、晋升等过程中,实行学术道德一票否决制;要克服重数量轻质量的倾向;要及时妥善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对学术不端行为的举报,发现一起,调查一起,处理一起,曝光一起。

教育部在《意见》中明确指出,要建立和完善科学的评价机制和评价体系,改变简单以数量多少评价人才、评价业绩的做法,把是否发现新问题、挖掘新材料、获得新数据,是否提出新观点、采用新方法、构建新理论,作为衡量科研质量的主要指标;建立符合各学科特点的分类评价标准,推广同行评价和优秀成果代表作制度;实行评审回避制度、民主表决制度和专家信誉制度,建立评审结果公示和意见反馈机制;建立和完善人员聘任制度和人才评价机制,逐步完善岗位分类分级体系,按照“因需设岗、公开招聘、竞争择优、合同管理”的原则,深入推进人事制度改革。在学术监督和制约机制方面,《意见》要求,要进一步完善科研项目评审、学术成果鉴定程序,强化申报信息公开制、异议材料复核制、网上公示制和接受投诉制等制度,增加科研管理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接受社会监督。作为制度保障的重要方面,《意见》明确提出要建立学术道德奖惩制度。学术道德一票否决制将被引入评奖、晋升等过程中。

2006年5月23日,教育部学风建设委员会在北京成立,紧盯高校学术不端剑指学术造假

你在高校学术道德和学风建设方面,最突出的是学风浮躁、学术造假。学术道德与学风建设虽然很重要,但是人们往往有看不见、摸不着的感觉,为了把细的事情抓实,把软的事情抓硬,需要建立根本的工作机构,进行学术道德和学风建设的研究、调查、规划、咨询以及必要的讲解,以切实推进学术道德和学风建设。学风建设委员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学风建设委员会是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下设的专门委员会,是全国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术道德、学术规范、学术风气建设的指导机构和咨询机构,它的主要任务包括,总结和推广学风建设的典型经验;针对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失范、学术不端行为,选择典型事例,通过组织调研、专家鉴定、召开听证会等方式,提出研究咨询意见和建议等。而具体事件是由学校来处理。委员会的组成是在广泛推荐和选举的基础上由教育部正式聘请的,教育部决定聘请张岂之先生为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学风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

2006年11月9日,科技部发布《国家科技计划实施中科研不端行为处理办法(试行)》,将打击科研学术造假纳入了法制化轨道

学术造假事件的频发对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提出了要求。对学术诚信问题的判定,涉及到复杂艰深的学术问题,必须通过健全的组织、规范的程序进行调查和处理。《处理办法》的颁布施行,将把对科研不端行为的调查和处理纳入法制化的轨道,也充分表明政府进一步端正学风的基本态度。《处理办法》列出了六大类科研不端行为:在有关人员职称、简历以及研究基础等方面提供虚假信息;抄袭、剽窃他人科研成果;捏造或篡改科研数据;在涉及人体的研究中,违反知情同意、保护隐私等规定;违反实验动物保护规范;其他科研不端行为。《处理办法》还对科研不端行为人的处罚措施作了规定,包括:警告,在一定范围内通报批评,中止项目,并责令限期改正,终止项目,收缴剩余项目经费,追缴已拨付项目经费,在一定期限内,不接受其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的申请等。对于其他科研活动中出现的不端行为,原则上由相关机构和部门作出处理,也可以向科技部举报。《处理办法》从2007年1月1日起施行。

全国人大代表闫希军建议:设立“学术欺诈罪”

近年来,造假、抄袭等丑闻萦绕着学术圈。2012年3月8日,“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闫希军建议,应设立“学术欺诈罪”。

闫希军说,学术不端行为严重影响了科学研究的社会公信力,个别院士的卷入,更使人们对整个社会的诚信体系产生怀疑。

同时,他还提出,学术不端为腐败提供了温床。在各种学术不端行为中,有的涉嫌不正当商业竞争,有的为了骗取巨额科研经费,有的为了谋取个人学位、职称、奖金等名利,有的甚至演变为人身伤害的刑事案件。这些不端行为,从一般学术论文扩散到高科技领域,从青年学生扩散到高级专家。

闫希军认为,尽管近年来相关部委和各科研院校,采取了多种措施加强学术道德和学风建设,但一些规章制度约束效力主要限于道德层面,约束范围限于体制内成员,主要是指导、建议或劝诫作用,缺乏法律的强制性、权威性。学术不端者所付出的代价和成本太低,导致一些人心存侥幸,铤而走险,客观上放纵了学术不端行为。

他建议,应通过立法,明确学术行为人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使学术诚信的要求能够标准化和可操作化。通过立法,建立健全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投诉举报机制,形成完善的外部监督;建立并完善对学术不端行为的专门调查机构,明确其职责和权限;对不端行为的调查处理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布,保证公众的知情权。另外,加大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惩处力度。特别是对于以虚假课题或项目等形式骗取扶持资金,甚至以虚假成果损害他人或社会利益的,建议设立独立的“学术欺诈罪”,予以严厉处罚。对于高科技、高职位、高智力的学术欺诈行为,更要从严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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