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断案

——他是如何识破敌特“反间计

1933年初春的一天，有个绰号叫“朱胖子”的区干部跑到会昌中心县委报告说：昨天夜里，国民党“自卫队”队长朱培初溜回镇里，与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朱秀歧在“吴发记”楼上喝酒。为了让大家相信，“朱胖子”又斩钉截铁地补充说：“我亲眼所见，如有谎报，雷打火烧。”“朱胖子”的话让大家很气愤，这分明是朱秀歧想要叛变通敌，纷纷要求把朱秀歧抓起来。时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的邓小平劝大家冷静，他知道朱秀歧平日思想坚定，工作作风踏实，而“朱胖子”为人狡诈，工作马马虎虎，这件事情可能有蹊跷。为了弄清真相，他决定派人去调查。正在此时，区保卫局的干部前来报告说，朱秀歧带枪逃跑，被保卫局派人抓了回来。一听这话大家又嚷开了：“天上下雪地下白，这不是明摆着吗？不必再调査了，赶快把朱秀歧杀了。”

邓小平还是坚持先调查清楚再处理。第二天破晓，邓小平亲自到朱秀歧的家乡芙蓉寨走访调査。群众反映，朱秀歧与朱培初之间有私仇，前些年差点因争屋基动了刀枪，不可能在一起喝酒。了解这些情况后，邓小平立即返回区苏维埃政府召开干部会议，并从保卫局把朱秀歧提到会上审问。

朱秀歧坚称自己没有叛变通敌，更没有逃跑。他说：“我不是跑，是‘朱胖子’说朱培初溜回来了，去了鸭公村。我一听，马上就带了驳壳枪想把朱培初抓回来。可是，追到鸭公村，连朱培初的影子也没见着。这时，保卫局的人追来，不分青红皂白便下了我的枪把我关到了保卫局。”

邓小平听到这里，便立即叫人把“朱胖子”找来。谁知“朱胖子”已和朱培初一起逃跑了。原来，“朱胖子”是国民党特务，那天晚上在“吴发记”楼上喝酒的是他与朱培初，两人想出这个诡计，妄想借刀除掉朱秀歧。他们万万没想到邓小平明察秋毫，让他们的阴谋破产。后来，朱培初和“朱胖子”被抓了回来，得到了应有的惩处。

立法须务实

——张闻天与《劳动法》的修订

1932年5月1日，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一苏大”)后的第一个“五一”国际劳动节。苏区到处洋溢着节日的气氛，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却提不起兴致。

原来，张闻天发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简称《劳动法》)在苏区已普遍贯彻，但这部《劳动法》是依照城市工人运动状况制定的，现在照搬到以农村为主的苏区，明显偏离实际，执行的效果自然也不好，令他坐卧不安。

张闻天深入赣东北的横峰县调査时，发现了不少问题。有位叫陈克思的雇农，与雇主签订了一份合同：每天劳动6小时，不挑40斤以上的东西，报酬由8元上调到16元。还有位放牛娃，每天放牛4小时，报酬也从4元增加到16元。这种大幅度缩短劳动时间，漫天要价的做法，使一些雇主承受不起。雇主农活忙不过来，又雇不起人，严重制约了生产的发展。像这样不切实际的规定，在《劳动法》中还有很多，连工人抽烟、穿鞋、理发、治病等费用，统统都要师傅负责。种种规定，师傅和老板不堪重负，只得关门大吉。

张闻天认为不能一味地追求不合实际的利益而忽视工作的现实可行性，那样不利于发展苏区经济，不利于改善群众生活，不利于巩固苏维埃政权。为此，他在《五一节与劳动法执行的检阅》一文中呼吁：“要求我们党与苏维埃政府用十分审慎的态度来解决。”“使《劳动法》更能够适合目前的环境与需要。”

后来，临时中央政府根据张闻天的意见，对《劳动法》作了进一步修订，使之更符合苏区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