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

　　编者按：1930年，毛泽东在赣南开展了一次载入史册的调查研究，写下《寻乌调查》《反对本本主义》，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等著名论断。因此，马克思主义学院选编了万建强《毛泽东寻乌调查纪实》（《党史纵览》2000年第4期）内容。

　　毛泽东寻乌调查纪实

　　1930年5月初，红四军一举攻下赣南寻乌县城。为了争取群众，发展革命力量，红军以寻乌为中心，在周边地区，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

　　一天，中共江西省寻乌县委书记古柏陪同一位身材高大、身着褪色的灰布军农、脚穿黑布鞋的人，沿若寻乌县城弯弯曲曲的小街走着。他俩边走边谈，还不时地用手比划着。这位湘音很重的人肩膀宽阔，双手特别长，走起路来挺有精神。一头黑发长而趁松，分披两鬓，耳出宽宽的前额。他就是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

　　毛泽东和古柏来到南门街的一家杂货店。店主郭友梅坐在店堂里，手托水烟筒吸着烟，见古柏领来一位陌生人，连忙起身让座。古柏指着身穿灰布衫的老人向毛泽东介绍说：“这位是郭友梅先生，年近六句，他不仅在寻乌的历史长，而且1926年至1927年任过两任商会会长，对寻乌县城的历史和现状了如指掌。”毛泽东上前与他亲切握手，并招呼郭友梅坐下。古柏又向郭友梅介绍：“这是毛委员。”郭友梅一听说是毛委员又惊又喜，连声说：“呵，毛委员！久仰，久仰，请座。”转身去倒茶。毛泽东一边扫视店内的摆设一边落座，待郭友梅端上茶水时，毛泽东连声说：“谢谢，谢谢，我今天想和你这位寻乌通交个朋友，如何？”郭友梅高兴地点头答道：“能和你交朋友，真是三生有幸。”毛泽东坦诚地说：“这次我从会昌到寻乌，想作一次社会调查。因为寻乌位于闽、粤、赣三省交界处，是江西赣州和广东梅县之间的商品、物资的集散地，商业比较发达，并且展开了土地革命，想听到一些真实情况。”

　　毛泽东话音刚落，郭友梅便直爽地说：“我今年59岁，万安县人，12岁来到寻乌，未来之前，叔父做了60年杂货布匹生意，连我共做了10多年了。”毛泽东听了他谈的情况后，真挚地表示：“你就是我打着灯笼要找的行家，下次要请你来参加调查座谈会。”说完便起身握手告别。在返回县委的途中，迎面碰到了一位长者，古柏停下脚步，热情地打过招呼，向毛泽东介绍说“这位是范大明先生，51岁，是县政府委员，他对寻乌革命前后的情况以及城郊居民对革命的态度都非常清楚。”听完古柏的介绍，毛泽东说：“能认识你，真是不胜欢喜，咱们后会有期。”

　　为了深入了解寻乌各阶层的具体情况，毛泽东采取开调查会的方式作深入的调查研究。开会的地点是在城郊马蹄岗西井天主堂，这是一栋用石头砌起来的两层楼房。毛泽东就住靠东面的一间小房子，睡的是从外面借来的一张木板床，培上挂着一把雨伞、一个挎包、一盏马灯，坐的板凳也是从城里借来的。来参加调查会的，有工农出身的区、乡苏维埃干部，有过去县衙门的办事员，有穷秀才，有店员，还有破了产的商会会长等各阶层人士。人到齐后，古柏叫大家坐成圆形，毛泽东坐在中间。古柏将与会的11人逐一介绍后，毛泽东首先打开话匣子：“我这次到寻乌来，主要任务是做一次社会调查，在座诸位都是深切了解社会情况的人，我有许多问题要向大家请教……”说着，便摊开几张写满了提纲的纸和一个小本子，问道：寻乌县城有多少个行业？多少家大小商店？这些行业、商店怎样发展起来的？店主的政治态度如何？开始大家有点拘束，谁都不肯第一个发言。毛泽东笑着说：“谁知道谁先谈，知道多少谈多少，不要拘束。”曾担任过商会会长的郭友梅老人首先发言说：“小商人、手工业者一般都能参加革命和拥护革命，但担心会被没收财产……”发言一个接一个，非常踊跃。毛泽东用铅笔在小本上认真记录，有时停下笔看看发言的人，有时插问一两句。碰到听不懂的方言时，古柏便在旁边解释一下。话题一谈开，大家就放松下来，会场也活跃起来。有时针对一个问题，大家发表了不同意见，便七嘴八舌不免有些争论，或者互相补充。毛泽东等大家的意见接近一致后，就进行了总结。在如何对待小商人和手工业者问题上，毛泽东归纳说：小商人、手工业者是我们革命很好的同盟者，是革命的动力之一。因此，必须在根据地执行保护中、小工商业，争取城市贫民的政策。然后征求大家的意见：“你们看是这样吗？”听到大家说是这样，才接着问下一个问题。

　　这样的调查会开了10多天，会场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有时吃了饭就接着谈，就直接到商会、苏维埃政府、工会那里去开会座谈，内容包括政治、经济、交通、旧有土地关系以及文化教育、风俗习惯等。在调查研究中，毛泽东对寻乌县7个区21户大地主、111户中地主的剥削形式、剥削手段及其压迫群众、反对革命的劣行逐户问得清清楚楚。在调查中，毛泽东还深入地了解了土地分配中的各种情况，细心地倾听了贫苦农民的意见。他发现土地分配中“左”的政策并不受广大贫雇农的欢迎，也导致一些中农怀疑革命。毛泽东在调查时指出：“假如对地主一点土地也不分，叫他们去喝西北风，对富农也只给一些坏田，就使得地主、富农看不到出路，只好拼一条命来反对革命。正确的办法是对地主、富农也同样分田，既要剥夺他们过去剥削来的大量土地财物，又要使他们活下去。”

　　为了搞清楚寻乌是不是存在卖妻鬻子的状况，毛泽东还专门找了3个不同村的贫苦农民开了个小型调查会。这几位贫苦农民如实向毛泽东反映说：在封建地主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下，种田人吃不上饭的在村里要占百分之四十，每年有百分之五的人家破产，加上债主催租又逼债，使得一些贫困交加的农民在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惨境下，不得不忍痛卖妻鬻子。毛泽东听到这些真实的情况后，深刻地指出：“旧的社会关系，就是吃人关系。地主阶级是用封建制度剥削压迫农民的阶级，是统治阶级政治权力的中心，只有实行土地革命，才能使广大农民群众从残酷的经济剥削和压迫下解放出来。要在党的领导下，推翻地主阶级，打倒封建势力。富农一般带有很重的封建主义和半封建性剥削，但自己参加劳动。因此，对富农在经济上应采取限制而不是消灭的政策……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雇农都活下去。”

　　毛泽东在寻乌调查期间，还抽空与群众一起劳动，开展田头调查。有一次，他从住地往县城走去，途中正好看到农民群众在田里拔草，便把鞋子一脱，挽起裤管和衣袖，走下田。他边干活，边亲切地问农民：“今年你们能不能把田种好呀？”农民们高兴地说：“分了田，一定能把田种好！”他笑着又问道：“土地是谁分给大家的？”农民感激地说：“是苏维埃政府给的。”毛泽东摇摇头说：“不对，是你们自己组织起来，打土豪分田地斗争得来的。当然要谢苏维埃政府，但主要的是要靠大家组织起来，巩固自己的政权。”说得老表们连连点头称是。干到晌午时分，毛泽东和老乡走到田头休息，大家围坐在一起边喝茶水，边谈起家常。毛泽东详细询问村里有多少户人，都姓什么，几户贫雇农民，几户土豪劣绅，多少耕田的，多少手艺人，多少人参加红军和赤卫队，红军田留了没有，有没有派人耕种，每人分多少田，等等。大家七嘴八舌地抢着回答毛泽东的提问。

　　毛泽东在寻乌作了10多天的调查研究，还主持召开了一个有50多人参加的总结调查会。他在会上将没有把握或不够清楚的问题，一个一个地提出来，让大家议论，广泛地征询意见。这样大型的调查会又开了两天。寻乌调查研究才算圆满结束。离开寻乌之前，毛泽东经过认真地思考，写下了《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这篇光辉著作，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口号，倡导到社会群众中召开调查会。他在书中一开头就写道，“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某个问题的发言权”，“许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岂有共产党员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呢？”他批评了那种照抄书本、照搬外国经验的教条主义思想，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初步论述了党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和群众路线的墓本思想。

　　毛泽东还于1931 年 2月在宁都整理出一本8万多字的《寻乌调查》，除序言，共分5章39节，详细记载了寻乌的政治、交通、商业、旧有土地关系及土地革命斗争情况等内容。它不仅是我党在土地革命时期的一部重要历史文献，而且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著作，它为党制定在土地革命中对工商业者和城市贫民的政策提了可靠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