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

　　编者按：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中国，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大肆捕杀共产党人。许多共产党员倒在了敌人的屠刀下，“刑场上的婚礼”是这一幕悲剧的缩影。因此，马克思主义学院编选了《刑场上的婚礼——周文雍和陈铁军》（《人民日报》2018年05月19日04版）、刘统《“刑场上的婚礼”与刑场外的真相》（《百姓生活》2012年第8期）等内容，回顾革命先烈周文雍和陈铁军的故事。

　　刑场上的婚礼——周文雍和陈铁军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个“刑场上的婚礼”的故事：1928年2月6日，在广州红花岗畔的刑场上，两个青年革命者面对敌人的枪口，从容不迫地举行结婚典礼。他们就是广州起义行动委员会负责人之一周文雍和当时中共两广区委妇女委员陈铁军。

　　陈铁军出身华侨商人家庭，原名陈燮君，广东佛山人，生于1904 年3月。

　　1924年秋，考入广东大学文学院预科。求学期间，为追求进步，铁心跟共产党走，她将原名改为铁军。在五卅运动革命浪潮的冲击下，她由一个追求个人上进的大学生，转变为关心国家、民族前途，积极参加进步活动的革命者，1926年加入了共产党。1927年，广州发生了“四一五”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笼罩全城。这时党派她协助周文雍工作。

　　周文雍，广东开平人，1905 年 8月生。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广东区委工委委员、广州工人纠察队总队长、中共广州市委组织部部长兼市委工委书记等职。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10月，周文雍被选为中共广东省委候补委员，投入广州起义准备工作。

　　周文雍是中共广州市委工委书记，正夜以继日地准备武装起义。为了掩护工作，党指示两人合租一个房子，建立秘密联络点。他们假称夫妻，秘密进行活动。工作上的互相帮助和生死与共的斗争，把这两个年轻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但在当时，他们都以事业为重，顾不上谈个人的爱情。

　　1927年12月11日凌晨，在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周文雍、聂荣臻等领导下，震撼中外的广州武装起义爆发。广州起义给背叛革命的国民党新军阀以沉重打击，在激烈的战火中建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周文雍被选为广州苏维埃政府人民劳动委员兼教育部部长。因力量悬殊，寡不敌众，广州起义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各派反革命力量的联合进攻下，最终失败。

　　周文雍率领部分起义武装，与10多倍于自己的敌人短兵相接，顽强拼搏，不怕牺牲，奋勇死战，最后杀出一条血路，突围撤离广州，辗转到香港，负责联络和安置撤到香港的同志。

　　1928年1月，周文雍当选为中共广东省委常务委员兼广州市委常务委员，再次与陈铁军回到广州，重建党的机关。2月4日，由于叛徒出卖，周文雍与陈铁军同时被敌人逮捕。在狱中，他们备受酷刑，坚贞不屈。敌人无计可施，决定判处他们死刑。在共同进行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周文雍和陈铁军产生了爱情。但为了革命事业，他们将爱情一直埋藏在心底。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决定将埋藏在心底的爱情公布于众，在敌人的刑场上举行了革命者婚礼，表现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1928年2月6日，周文雍和陈铁军被押上刑场。两位志士态度从容，昂首挺胸，高唱《国际歌》。陈铁军向周围的群众宣布：“我们要举行婚礼了，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结婚的礼炮吧！”一对革命情侣，就以这样的英勇气概慷慨就义了。

　　周文雍和陈铁军被捕就义的过程，当地报刊有详细的报道。1928年2月4日下午，国民党广州卫戍司令部谍报队长何荣光接到叛徒密，带人乘车驰往广州西关的荣华西街17号2楼，搜捕“共党首要”周文雍。谍报队将住宅包围后，闯入室内搜查。周文雍来不及逃跑，藏在浴室里，被谍报队抓捕。陈铁军当时也在场，与周文雍一起押往卫戍司令部。第二天，卫戍司令部执法处长审讯周文雍。周文雍痛快地承认了他是广州暴动三领袖之一，其余二人是张太雷和黄平。他承担了一切责任，并强调陈铁军没有参与他的活动，是无罪的。但国民党当局“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人”。6日，法官宣布判处周文雍、陈铁军死刑，执行枪决。

　　这天下午，国民党军法处叫来记者，将周、陈二人摄影存档。两人面无惧色，携手昂然直出。周文雍穿杂绒西装，脖子上围着一条围巾，双手插裤袋中。陈铁军手里拿着一支香烟，且吸且微笑，外着黑绒长袍，内衣花红棉袄，头戴淡紫色毛线软帽。照相时二人表情从容镇定。法官宣布处决命令后，周文雍说：以前供状有不完备的地方，请求予以更正。法官允许后，周文雍指着铁军对记者说：“我的妻子陈影萍是化名，她的真名叫陈铁军，原来是中山大学学生。”然后法官问起广州暴动的情况，周文雍侃侃而谈，认为他参加革命是正义的，绝无怯懦反悔之意。陈铁军也简要叙述自己参加革命的经过，说她在国民党清党之后，便离开中山大学，开始秘密工作。记者参访完毕，法官宣布将二人押往刑场。国民党士兵上来捆绑周文雍，周文雍摘下围巾，绕在陈铁军的项上，紧紧握住陈铁军的手，以示诀别。陈铁军因为是女性，没有捆绑。但陈铁军手握周文雍颈部的绳子，让周文雍能够呼吸自如。然后二人与其他被处决的共产党员一起上车，押到郊外的红花岗。新闻报道说：“周陈临刑前，容色不变，沿途均呼共产党万岁之口号。”

　　周、陈二人的大义凛然，使在场的记者无不感动。在报道此事时，不仅详细生动地记录了二人临终前的言行，而且采取了客观的态度，没有使用任何污蔑和歪曲的文字。这在当时的形势下是极为难得的。由于这些报道，周文雍、陈铁军的英勇就义被载入史册，受到后代的敬仰。但是他们并没有在刑场上举行婚礼，那些情节是后人加上的。与周、陈一起被捕牺牲的广州市委干部共10人，这是短期内中共广州市委遭受的第二次重大挫折。但李立三还不吸取教训。5月，李立三派吴毅兼任广州市委书记，季布高任市委常委。两人大革命时期就在广州工作，均参加过广州暴动。他们不顾个人安危从香港返回广州开展地下斗争，也先后于1928年7、8月间不幸被捕遇害。

　　广州党组织屡遭破坏，负责干部相继被遇害，从外因讲是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但从内部因素看，左倾错误路线是主要原因。广州暴动失败后，广东革命形势已经处于低潮，但李立三错误地估计形势，认为广东仍会继续革命高潮，把组织第二次暴动作为工作中心。4月12日，广东省委在《广东政治任务的工作方针决议案》中指出：“广州暴动的再起，又必然是全省暴动的完成。”广州暴动失败后，大批产党人和工农群众惨遭杀害，党应该采取隐蔽的方针，逐步恢复和发展革命力量。而李立三等急于要求发动第二次暴动，把广州仅存的革命力量完全暴露出来，很快遭到了血腥镇压。由于临时中央左倾盲动错误路线的影响，广东干部蒙受了巨大损失。许多原本可以保存和隐蔽下来，为中国革命作更大贡献的优秀干部，就这样倒在了敌人的屠刀下。“刑场上的婚礼”只是这一幕悲剧的缩影。